不知为什么，我生性多愁，内心灰暗，自然见不得欢乐的事，见不得欢乐的人，在我的眼里，欢乐是一场多么无知的表演哪!
    记得小时候，跟着妈妈去看戏，戏是一场苦戏，戏名好像叫《安娃送米》，内容是什么，至今早已忘记，只记得我紧紧蜷曲在妈妈的怀里，泪水一个劲儿地流。戏散了，我的泪也流干了。边上有个摆地摊的老头儿，眉须斑白，脏兮兮的麻布就地平铺在树下，老头有气无力地喊着，“看相点痣喽!”
    我的眼睛大而空洞，时常闪着懦弱忧郁的光，总担心终有一日，会有个怪物把我从妈妈的怀里夺走。我的双眼下面各有一个黑痣，蝇屎一般，真叫人沮丧懊恼。
    妈妈问，老先生，点个痣多少钱?那老头见来了生意，一下子神气活现起来。“唉，我看这个小孩子聪明伶俐，怎么长一双伤夫落泪痣!”妈妈没有和老头讨价，便让我蹲在路边，任那老头儿磨针刺痣。随着一下刺痛，那老头便说好了，并说我是天上的文曲星下凡，他已铲除了我伤心的根，以后就会快乐起来了！说得妈妈满心欢喜，我只感到小小的身心果真一下子轻快起来了。
    是我过于苛刻，还是对欢乐要求过高？随着我一日日长大，至今好像没有一件能让我真正开心的事。不过，伤心倒是真的没了，而我的内心对万事、对万物，日惭冷漠。反正我知道那老头儿是骗人的，我不是什么天上文曲星下凡，他也没有铲除我伤心的根。
    今天是我四十九岁生日，以前，除了妈妈记住我的生日之外，没人知道日历里于我有特殊意义的这一天。妈妈死后，当然不会有人给我过生日，大多时间连我自己都把这个日子给忘记了。妈妈活着时说过，忘生好，这样你就永远没有长大。是啊，我一直孤单单地活在旧年里，懵懵懂懂，从未长大。今日，反倒自己记起这个日子，一时，觉得就在一夜之间，我一下子变老了。
    妈妈活了七十九岁。那年，妈妈在病床上平静地说，七十三，八十四，阎王爷不喊自己去。这一般是对那些养尊处优一心想逃避死亡的人来说的，平常人逢九一个坎，意思是说，老年人承受生活的重压，逢九到最重，能挺过去，有希望至少再活几年。挺不过去，多在逢九的年头告别人世。妈妈死在冬天的一天，我无能为力，看着妈妈在病床上挣扎，万分遗憾地回望我一眼，决然而去。
    今天，我满四十九岁了。若我的寿限和妈妈一样，那么，我在这世间还有三十年活头吧。
    我这种人，心中少有敬仰的人，只是有个小姑娘在我记忆深处。那时，教室里，最后一排的两端，一端是我，另一端坐的是一个脏兮兮的小姑娘，叫阿姿。阿姿整日里哆哆嗦嗦，一副和她的年纪不相符的愁眉苦脸相，孩子们都不和她玩，连那长着一双鸡目的女老师都不喜欢她。对于阿姿，也怪我生性孤傲，缺朋少友，习惯了一个人独来独往。阿姿也是一个独来独往的人。因为年月久远，阿姿的容颜在我的脑海里早已模糊，她好像长着一双水灵灵的大眼睛，杂乱卷曲的短发，永远穿着一件破旧的花格上衣。那天，阿姿没来上学，放学，我刚一进村，就听人说，阿姿死了，吃下几粒鲜红鲜红的麦粒死的。我记得妈妈幽幽地说，九岁，九岁，一个九岁的小姑娘，心中能有多大的痛苦和忧伤，才会想到死。直到如今，我仍然觉得，一个人坦然地去死，需要有大的勇气和决心呵！对我来说，死，真是太可怕了，只有那些有着高贵灵魂的人才会去勇敢地面对死。苟活的，都是像蚂蚁一样的人!从那以后，我用红色的钢笔水，把几粒麦子也染得鲜红，装在口袋里，时时玩弄，却从不敢把它吞下。
    后来，我渐渐明白，对于蚁辈来说，是无所谓生死的。比如，人们常说的像捻死一只蚂蚁一样。这世间，没有人在意一只蚂蚁的生和死，所以，蚁辈，无所谓生，无所谓死，那么，蚂蚁是永生的，阿姿也是永生的。（袁祖记）